近日，#二胎宝妈夜间摆摊走出产后抑郁#登上微博热搜，连带着火了的话题是#全职宝妈有多想从家庭毕业#
故事的主人公叫汪常玲，1994年出生，毕业于建筑规划设计专业后到深圳一家房地产公司工作，负责设计商场的摊位布局。
在疫情期间，她意外怀孕后回老家生孩子。后来，她又怀上了二胎，成为了一名全职妈妈，同时也陷入了产后抑郁和婆媳矛盾。
为了补贴家用、找回自己、重新跟社会链接，汪常玲不顾家人反对，哄娃睡着后晚上出门摆摊。
没想到，摆摊治愈了她的抑郁症。如今，她有两个小摊，每天摆摊三小时，每个月纯收入近万元，跟她在深圳时的薪水差不多。
数据显示，2020至2022疫情三年期间，中国有大概3200万新生儿，这背后是超千万个30岁以下的年轻宝妈。
2014年，汪常玲和丈夫一同从老家湖南来到深圳打工。因为之前学过建筑规划设计，所以汪常玲很快被当地一家大型房地产公司录用，为公司商场内的商铺摊位画布局图纸。
靠着专业实力、勤奋踏实，在深圳这六年，汪常玲从4000元底薪一路干到月薪过万。
“我本是农村出身，同龄人大多都在老家早早结婚生子”，汪常玲说到，但她来到深圳后，不仅做着自己最喜欢的工作，还常常有机会借着公司福利定期出国旅游。
但时间久了，汪常玲慢慢开始觉得，深圳虽然看起来“纸醉金迷”，可快节奏的生活还是压得人喘不过气。
公司主要为大型商场开业做筹备，每做完一个项目，就要转移去筹备另一个商场的开业。汪常玲就需要跟着项目走，不断换地方租房，在深圳工作了6年搬了5次家。
深圳的房价一路走高，汪常玲有时也感到迷茫，哪怕工作再努力，似乎也很难和丈夫两人依靠微薄的积蓄在深圳扎根买房，“首付款就要吃掉我们两家人，四个钱包的积蓄，当时的工资也很难负担未来的房贷”。
特别是孩子出生后，汪常玲更是开始懊悔，“我是否不属于这里，我是否还是该回老家接受命运的安排？”
孩子出生，意味着家里不仅是多一口人，小两口都上班的情况下，汪常玲不得不请婆婆从湖南老家来深圳帮忙照顾孩子。原本就不太宽裕的房间里，还要塞下婴儿床、婆婆睡觉的折叠床，以及各种婴儿用品。
由于是租来的房子，汪常玲无法更改房子的格局，就连需要挂墙的收纳柜也不敢随意置办，家里四处摆满了杂物。有时候加班回家，看着局促不堪的房间，听着孩子闹觉的啼哭声，汪常玲第一次感到“十分窒息”。
除了母乳喂养时汪常玲能感到这是自己亲生的孩子以外，其他时刻，婆婆“接管”了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。两代人的教育方法的理念矛盾，也在这个小屋里不断碰撞和摩擦。
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21年初。那年，汪常玲的丈夫公司受疫情影响，全员减薪，汪常玲愈发感到生活上来自每个方面的经济压力。隔三岔五的居家隔离，也让自己和婆婆每天在家里“面面相觑”，三天一大吵，两天一小吵。
最终，汪常玲只能放弃深圳，放弃这个“看起来前途还不错”的工作，心不甘情不愿地和丈夫回到老家湖南耒阳。
然而，即便回到老家，汪常玲也没有感觉到情况有所改善，甚至比在深圳时更难了。
一开始，在公婆的支持下，汪常玲和丈夫合力在耒阳买了房，丈夫租门面做起了瓷砖生意，汪常玲则在当地找了一家地产公司继续打工。
没过多久，汪常玲意外怀孕。一开始，她不想生，但奈不过丈夫和公婆的合力劝说，“新公司的福利待遇也还行，公婆在身边都能带孩子，经济压力也没深圳那么大”。
那段时间，汪常玲在公司要负责验收商品房。每天要检查5座楼，在30多层的商品房里检查房屋的品质，工作强度大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圈。业主对商品房交楼质量有争议，汪常玲还要负责和业主们一一解释、安抚。
一来二去，汪常玲是彻底吃不消了，不得不在2021年辞去了工作，自此成为了一名二胎全职妈妈。
丈夫的生意状况不佳，重新再回到了深圳打工。汪常玲则独自在老家应付两个孩子，还有和公婆之间的家长里短。
婆婆话不多、爱干净，把孩子带得干净整洁，但不擅长与孩子交流，汪常玲发现儿子性格越来越内向，不爱与人交流了。
汪常玲下班回到家，想着接替婆婆照顾孩子，但婆婆会误会，以为是嫌弃她带得不好。
来自不懂事孩子的压力，公婆对自己全职状态的不理解，让汪常玲感受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。“每天除了孩子就是孩子，应付完一个，还有下一个，婆婆对我的态度也和以往不一样了，整个人感觉非常紧绷”。
婆婆因自己儿子在外打拼而念叨汪常玲，“你不用上班，只是带带孩子，家里也出钱买了房子，还有什么不满足？”
2022年8月的某天凌晨2点，孩子的哭闹和婆婆的唠叨再次接踵而至，汪常玲彻底爆发：“不是我求你们带孩子，是你们求我生孩子，我也不是不能自己赚钱，是生孩子才让我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！放弃了自己！”
大吵一架后，汪常玲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托着行李箱，在凌晨叫了个出租车，回到了湖南衡阳的娘家。
但躲在娘家，依然没有帮助汪常玲寻回自我。汪常玲的父母本在外省打工，见女儿回来后，父亲只能一人留在外地，母亲回老家帮汪常玲照顾孩子，依靠老父亲一己之力照顾妻女孙儿，着实为难。
有次父亲难得回家休息，汪常玲夜里洗完澡吹头发吵醒了父亲。父亲发脾气，“你这个人好奇怪，白天不做事，偏偏大半夜洗澡吹头发”。汪常玲本来也想回几句嘴，但想到再吵的话，就真的无家可归了，就没作声。
“我必须得自救了”，这一刻，汪常玲才意识到这几年她放弃了深圳、放弃了工作、一步步退回小城，退回小家，是她的每一次选择，让她最终放弃了自我。
但如何在衡阳重新寻找自我的位置？这对一个独自带着两个孩子的妈妈来说，着实不是一件易事。
后来，汪常玲陪孩子散步的时候，就开始琢磨周边的商业环境。她发现，家附近有一所中专学校，里面有6000多个师生，“如果能在学校食堂盘个档口，应该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”。
然而，学校方面给出的要求是，入驻档口需要缴纳押金，此外初期售卖的货款要在学校挤压半年后才会支付给商家。但汪常玲手里存款有限，现实环境也等不了那么久。
“就没有不压款、不压货，低门槛启动的生意吗？”汪常玲忽然想起当时在深圳商场门口爱逛的市集，摊位上摆着的也都是些在网上可见的小工艺品，经摊主筛选过后放在人流量大的商圈售卖，感觉应该是个不错的买卖。
汪常玲记得，当时她在深圳就常看到石膏做的白色小模型，有各种孩子喜欢的卡通造型，一个就5块钱不到，带回家陪孩子一起上色彩，不仅亲子，还能发挥孩子的想象力。
她在衡阳很少见到这样的模型，心想这或许是个小需求。但汪常玲没时间去批发市场线下采购，只能在带娃的间隙找不同的网络渠道。
在房地产行业的时候，汪常玲就知道很多人买房后都上1688找源头工厂批发和定制每一种装修用到的材料和家装家居用品。
她平时就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博主挖宝1688源头工厂的笔记，于是按图索骥，从1688上找到石膏粉、模具、画板、颜料的货源，跟厂家协商，先按照批发价少量买了些货，计划看到销售效果后再决定是不是大批量进货。
傍晚的市集里回荡其他摊位放的动感音乐，集市里人脸上都带着笑意和悠闲，有些是一家人来饭后散步，也有小情侣在打情骂俏，大家看到她的商品觉得新鲜，嘻嘻哈哈地和汪常玲讨价还价。
靠着1688上的一手价的源头货源，以及可随时根据集市、商圈人流量来预估和调整的批发量，汪常玲的小摊开张第一个月就实现了1000元的日销售额，其中有500多元都是利润。
一个月的摆摊生活，让汪常玲感觉自己好像重新活过来了。每天回到家，看着熟睡的儿女，汪常玲再也不感到疲惫，而是充满了希望。
“通过工作，通过摆摊，获得属于自身个人的收入和人生经验，这些才是实实在在属于自身个人的”，汪常玲说，摆摊最大获得是与人交流的机会。
开始摆摊后，她也逐渐呼吸到“外面的空气”，而不再只是家里饭菜的味道、换洗衣服的汗渍味。
前几天，有个女孩在买石膏像的时候说，最近自己要考教师资格证了，压力很大，之前经常买石膏玩，但现在也要控制下，自律些，多拿出时间学习。
汪常玲感觉也从这些同学身上获得了力量，自己也要愈发努力自立自强。有时候丈夫打来视频，汪常玲恰好在摆摊，丈夫也说，“看你的气色和心情好多了，和我交流的也不再只是抱怨”。
汪常玲有时也常对自己的生意复盘，卖小商品的摊主很多，但并不是每个摊主都和她一样有稳定客源，以及稳定的日销售额和高回报率。
首先，大部分摊主都是做小吃，或者饮料，同质化竞争，但汪常玲选择的是油画和石膏模型，在当地很少见；到了后期，汪常玲也尝试销售帽子、挎包和小饰品，仍然能胜出。
“主要靠的是选品”，汪常玲说，她会在各种社交平台上挖掘新款式、新设计，再去1688上用图搜进货功能找不同的源头工厂进行比价，并根据顾客反馈的意见向厂家提出定制，因此她进的货更受到年轻人欢迎。
也有些买家发现，汪常玲卖的商品大多在电子商务平台上也找得到，但奇怪的是，摊位上的价格居然比网上卖的还便宜。
“1688逛得多了，你就会发现它是全网的源头，很多电子商务平台的卖家都在这里拿货。”
另外，消费者自己从网上购买，也还需要等待邮寄的时间，也不能满足实时的购买欲，也不方便退换，更少了人与人交流的乐趣和温度。
汪常玲还很开心地发现，如今政策推送下，衡阳当地也有更多的公共区域或商场鼓励摆摊。
后来，汪常玲又新增了一个点位——衡阳某商场的户外广场，“商圈人流旺，消费水平高，每晚摆摊只需要支付10元的停车费”。
就这样，汪常玲的小摊慢慢做成了“小连锁”，如今，她还在寻觅新的地方，如果能有更多的摊位就找人帮忙，“有合适店面也想盘一个，说不定真能把生意做大”。
放眼全国，汪常玲的小摊或许只是地摊汪洋中再小不过的一粒沙，但她的故事却某些特定的程度上折射除了大部分全职妈妈的困扰。
某知名母婴平台发布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中国年轻父母全职在家的比例逐渐上升，占比58.6%，其中“95后”的全职妈妈占比已达到82%，全职妈妈在低线城市比例更高。
另一组多个方面数据显示，过去三年新生儿出生人数大约3200万，这背后是超千万个30岁以下的年轻宝妈。
上1688找源头工厂进货，然后支个小摊做副业体面搞钱，成立很多全职妈妈的选择。摆摊，也成为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之后，一二线城市年轻人轻创业的第三条道路。
汪常玲利用微信朋友圈和直播平台记录自己的摆摊生活，不经意间却积累了不少粉丝，也打开了新的可能性。
有些摊友，利用互联网平台找来，与汪常玲一起摆摊，有些朋友还从汪常玲处进货，让汪常玲多了条网络销售的渠道。
有朋友邀请汪常玲回归深圳职场，长辈也总念叨让她把孩子留在家乡，但汪常玲放不下，她希望能随时陪伴在孩子身边。
婆婆说，都是一家人。汪常玲也不计前嫌，“婆婆其实是非常善良的人，只是心直口快”，一家人又恢复了相亲相敬。
公婆担心汪常玲摆摊太辛苦，又表示要出钱支持她盘店面，汪常玲也借此寻觅位置，盘算着怎样把生意发展得更好。
去年9月以来，上海、北京、广州陆续发布放开地摊经济的政策，近期，深圳也修改政策，9月1日起不再禁止“路边摊”。
如果说汪常玲所在的地摊是一滴水，那么，放眼全国，在淄博的烧烤摊，在西安的后备厢夜市，海南的海鲜地摊，各地众多的地摊正汇聚成朝气和烟火气的海洋。
与上世纪80年代东北下岗潮带来的地摊谋生的苦难、贫穷色彩不同，也与过去的“脏乱差老”的路边摊不同。
新时代下，主要由年轻人构成的、与社交平台及网络购物平台深度绑定的新型地摊经济生态，正蓬勃发展。
“从深圳一路走来，抑郁过，也曾差点离婚，但现在我已不同，也是妈妈了，要给孩子更多的陪伴”，汪常玲看着女儿的笑脸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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